近期三峽發生一起重大車禍事件，引發社會譁然。看到有專家認為這是駕駛人「衝動控制不足」所導致。然而，若是單純的衝動控制不足，應當會見到頻繁、持續性的問題行為，而非僅在特定情境爆發，這樣的行為，更不可能獲得模範父親表揚。我想探討的是，利用「計畫行為理論」（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, TPB）在行為預測上的價值。
根據TPB理論，一個人是否採取某種行為，來自三個核心心理構面：
- 行為態度（Behavioral Attitude）：個體對某行為的正面或負面評價；
- 主觀規範（Subjective Norm）：他人對該行為的看法會不會影響自己；
- 知覺行為控制（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）：自己是否覺得能控制該行為。
應用在交通心理學中，有研究者（Cong et al., 2019）以此架構建構預測模型，證實這三大變項與「攻擊性反應（Aggressive Reaction）」具有高度相關性，而此「攻擊性反應」則能有效預測路怒行為的發生。因此，駕駛者會不會在特定情境中出現失控，並非單純情緒來襲，更可能是長期形成的態度、自我效能、社會壓力與控制力交互作用的結果。
以本次車禍事件為例，若我們從TPB角度來推測其心理歷程，或可解釋以下情形：
- 該駕駛是否對「行人干擾行車」長期抱持負面評價（態度）？
- 是否在其社交圈中常出現「路上不用讓人」、「人走路不看車」的認知風氣（主觀規範）？
- 是否因年齡、健康或其他壓力影響，自覺對車輛操作與情緒掌控能力下降（知覺行為控制）？
- 在高度刺激場景下，這些因素整合起來，才導致他當下產生「用衝撞來表達不滿」的攻擊性反應。
這樣的理解，也呼應為何一個曾被認為溫和、負責的父親，會在某一天做出震驚社會的行為：不是因為他突然「變了一個人」，而是心理與環境因素在累積下，突破了控制的臨界點。
因此，與其貼上「 路怒 症」、「衝動控制不足」等標籤，我們更應該從行為心理的結構與脈絡，重新檢視整體制度與教育的角色。我們該問的是：
- 社會是否提供足夠的情緒教育與壓力管理機制？
- 駕駛訓練是否強化了對行為後果與安全責任的態度建構？
- 公共對話是否給予情緒行為「出口」，而不是壓抑？
路怒行為的預防，不該只落在個人身上。它是一場與社會價值觀、制度設計、心理健康共同相關的系統問題。這場車禍是悲劇，但也是一面鏡子。我們要做的，不只是譴責，而是理解背後的心理邏輯，才能從根源減少下一次的發生。